本書處理的是自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，至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前夕，南京政府面對日本大陸政策，所採行的各項政策，尤其著重「外交／內政」「中央／地方」「派系／人事」「政策／執行」之糾葛。 內容最大特色，是廣泛利用蔣中正個人檔案（即原「大溪檔案」），以往來文電為基礎，深入解析南京政府的決策、和中日關係的變化。所揭露的內幕秘辛與派系關係，係為過去研究所未能及者。

本書處理的是自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，至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前夕，南京政府面對日本大陸政策，所採行的各項政策，尤其著重「外交／內政」「中央／地方」「派系／人事」「政策／執行」之糾葛。 內容最大特色，是廣泛利用蔣中正個人檔案（即原「大溪檔案」），以往來文電為基礎，深入解析南京政府的決策、和中日關係的變化。所揭露的內幕秘辛與派系關係，係為過去研究所未能及者。

在众多研究中日关系的论著中,王贞平博士的《汉唐中日关系论》立意新颖,别具一格,是值得再三称道的。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成果。 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,汉唐时期的官方外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因为汉唐时期是中国外交的成熟阶段,也是日本外交的发展阶段。这一时期,中日两国都实行开放政策,外交关系相当频繁。过去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,或从考古学上考察两国的古代文化,或由文献资料论述两国的文化交流,虽然对汉唐间的中日关系有所探讨,但却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重视不够,寡见所及,尚无专论发表。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好在王贞平博士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,终于写成了《汉唐中日关系论》。 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汉唐间中日官方外交关系的学术专著,不仅填补了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空白,而且创意叠出,使人读后耳目一新。《汉唐中日关系论》的最大特点,是摆脱了前人研究中...(展开全部)

在众多研究中日关系的论著中,王贞平博士的《汉唐中日关系论》立意新颖,别具一格,是值得再三称道的。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成果。 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,汉唐时期的官方外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因为汉唐时期是中国外交的成熟阶段,也是日本外交的发展阶段。这一时期,中日两国都实行开放政策,外交关系相当频繁。过去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,或从考古学上考察两国的古代文化,或由文献资料论述两国的文化交流,虽然对汉唐间的中日关系有所探讨,但却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重视不够,寡见所及,尚无专论发表。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好在王贞平博士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,终于写成了《汉唐中日关系论》。 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汉唐间中日官方外交关系的学术专著,不仅填补了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空白,而且创意叠出,使人读后耳目一新。《汉唐中日关系论》的最大特点,是摆脱了前人研究中...(展开全部)

蔣中正一生與中國近代史密不可分，在近代的中日關係史上，他也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。其畢生志事，與日本息息相關，更是兩國交往的寶貴實錄。也唯有徹底解析蔣與日本的關係，才能釐清恩怨相交的近代中日關係。本書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「蔣中正與日本」研究群同仁與日本學術界交流的結晶，是一本重新由教育、文化、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等不同角度，對蔣中正與日本關係作全面性探討之巨作。

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，剪不斷，理還亂，錯綜複雜。特別是兩國俱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，風疾濤怒，以西方經驗為初始藍本的「現代性」亦由暴力夾帶而來，雙方應接不暇。西方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侵略，本即是現代世界史的主調旋律，寰宇大地的對應取向與結果，多樣難盡；中日雙方承受之影響與回應方式，自然是這段歷史裡獨特的一頁。然而，隨著日本意欲努力加入帝國主義的霸權隊伍，中國卻首當其衝，雙方關係，急轉直下，終至全面兵戎相見，各遭其害的悲劇。 中日戰爭的歷史遺產，有如精神烙印，鑄刻既深，對中國與全球華人而言，更好似一段生靈塗炭、尊嚴掃地的民族悲痛史；以「加害者」與「被害者」的角度探討近代中日關係，便成為20世紀後半葉海峽兩岸學術界的主流論述。對於近代中日關係的理解和認識，無論華人或日本世眾，更總難脫逃國族主義之網羅。在此際現實處境裡，中國國力蒸蒸日上，大有逐漸恢復在亞洲的傳統地...(展开全部)

蔣中正一生與中國近代史密不可分，在近代的中日關係史上，他也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。其畢生志事，與日本息息相關，更是兩國交往的寶貴實錄。也唯有徹底解析蔣與日本的關係，才能釐清恩怨相交的近代中日關係。本書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「蔣中正與日本」研究群同仁與日本學術界交流的結晶，是一本重新由教育、文化、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等不同角度，對蔣中正與日本關係作全面性探討之巨作。

七七事變後中日軍事衝突加劇，但鑒於雙方勢力懸殊，中國仍寄望透過國際干涉以制止日本侵華野心。本冊文件集中在中國向國聯控訴日本侵略（1937）。內容包括是年9 月13 日中國向國聯提出對日控訴始末。其間涉及國際間聲援、九國公約會議種種相關資料。 本系列蒐羅各方資料，亦對照原始檔案，以增加準確性。

本書為《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，1911-1929》的續篇，介紹抗戰前的九年間，清華大學快速發展成為國內一流大學的情形。其發展特點為：一、有良好的學校領導人和獨特的領導風格；二、有比其他國立大學充沛穩定的經費；三、有第一流的教學和研究環境，尤其是圖書館和理工學院的儀器設備；四、有堅強的師資陣容；五、有自由主義傳統和教授治校制度；六、實施嚴格的通才教育，並採精英政策，文法理工四學院學生最多時不過千餘；七、政治干預學術，乃時代通病，清華的學術自由傳統雖抗拒了公開的政治干預，卻寬容地下的政黨活動，以致有學生越軌舉動，所幸梅校長領導有方，校園得免淪為政治鬥爭場所；八、畢業生人數不多，但於兩岸三地和美國等處的學術、教育文化、科學研究和工業建設等領域上，均有卓越表現和重大貢獻。總之，清華大學在近代中國動盪不安，欲振無力的高等教育困境中，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樣板。

1931年後中日兩國關係發展陷入困境，並日趨惡化，終而導致戰爭的爆發。此段歷史糾葛的本質是「防共」，這是眾所周知，卻概念含糊；不容忽視，但未曾系統性分析的重要議題。日本為了對蘇備戰與防範共產主義滲透，以中國大陸為基地推動防共國防；中國則基於國家統一，國民政府以中共為對象展開武力清剿。雙方雖同為防共，但概念不同、認識亦異，合作防共因此有一番折衝與對立。本書嘗試從中日糾結交錯的防共議題出發，考察兩國關係曲折變化過程，並探討因防共問題引發中日蘇三角錯綜關係，同時注意到由此牽動德、英、美等國和戰動向，擾亂東亞國際局勢，觸發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之中日外交戰變遷歷史。 名家推薦 李君山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桶法　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劉維開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